我从1965年随父亲到梓潼，到1990年赴绵阳参加九院整体搬迁839的前期工作，基本经历了902地区从选点到撤点的全过程。在902地区生活和工作的25年岁月中，脑海中最常想起的还是初到梓潼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特别是1966年在梓潼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小时候住在北京塔院

上世纪60年代前期，父亲任书云在二机部九局（后来九院）的小车队工作，专门为李觉将军和吴际霖、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等领导和专家服务。随着这些领导和专家在青海和四川的转战，父亲也长期驾车奔波在北京到221和902两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路途上。

20世纪60年代前期父亲在北京驾驶的李觉和郭永怀用车。

我小的时候，虽然父亲长年在外，但我们家一直在北京居住。最初是住在北太平庄的一栋“拐把楼”，这个楼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家属楼，刚盖好就被九院借用。在塔院建好第一栋宿舍楼也就是二号楼后，我们家就搬了过去，住在三单元。后来一号楼建好后，又搬到了一号楼一单元，我那时在北京九一小学上学。

在北京上幼儿园时候的我

1965年，国家决定在大西南地区建设第二个核武器基地，代号为902工程。902基地具体选点在什么地方，九院几个领导乘坐我父亲和李树友叔叔、王文斌叔叔等人驾驶的汽车，在陝西、四川和贵州三省跑了很多地方，最后确定在四川绵阳地区，以梓潼县为中心，包括安县、剑阁和江油等县的一些地方建设902基地。

1960年代初父亲任书云（中）、李树友叔叔（右）和我（左），拍摄于二机部家属院。

父亲接李井泉来梓潼

当时国家在西南地区开展大三线建设，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总指挥。由于902工程是大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所以李井泉对902工程非常重视和关心。

我后来听我父亲说，为了902选点和定点的事，李井泉到梓潼来过好几次。其中有一次李井泉来梓潼，就是902工程副指挥长李英杰伯伯带着父亲开的车，到成都去把他给接来的。

1965年8月父亲（中）和李树友叔叔（右）、孙祥师叔叔（左）回北京接902选点用车时在天安门留影，接的三台车分别是一台华沙轿车、一台嘎斯69吉普车、一台救护车。

父亲说，李英杰和李井泉书记的关系很熟，他开车的时候，听见两人一路上聊得很随便。当车快开到梓潼的时候，李英杰问：“李书记晚饭吃什么？”李井泉回答说：“潼江大鲤鱼。”到了梓潼，他们下车以后，我父亲就按照李英杰的吩咐，告诉食堂的人晚饭做潼江鲤鱼，说明潼江鲤鱼是很有名气的。

李井泉到梓潼后的每次外出，也大都坐我父亲的车。他曾伸着大拇指对梓潼县委的领导说：“你们要明白，902是国家的这个，建在这里是你们的福气，你们要大力支援才行。”根据李井泉的要求，梓潼县委领导把县委招待所和办公楼的一部分房间腾出来，给902指挥部作为临时的居住和办公用房。

因为李井泉常坐我父亲的车，所以还跟父亲拍过好几张合影照片，我小时候还见过。可惜的是，“文革”爆发后，李井泉被打成西南和四川最大的“走资派”，我父亲害怕，把这几张照片连同一些跟院领导的合影照片，都给烧掉了。

除夕夜在街上玩通宵

我在北京九一小学上到五年级上学期。1965年12月，离放寒假还有一段日子呢，这时候父亲从四川回来了，回川时把我母亲、我和妹妹我们一家也给带到了梓潼。

到了梓潼以后，就住在县委大院的县委招待所，当时902工程指挥部的书记兼指挥长刁筠寿伯伯、副书记袁冠卿伯伯和副指挥长李英杰伯伯等都住在这里。父亲说，前段时间，一直为了902选点的事到处奔波。现在，领导已经确定在梓潼地区建点，以后不会长途外出了，所以就把我们家给搬了过来。

在梓潼县委大院的后院里住着卫老红军一家，他们家的老三比我大几岁，叫卫汉军，有时候跟着他玩，后来逐渐熟悉起来。我记得当时刁筠寿伯伯和李英杰伯伯两位领导就住在卫老红军家的院子里，袁冠卿伯伯和其他几个领导则是住在台阶上的房子里，其他902指挥部的人员分别住在两栋楼里，总共也就几十个人，就像一大家子人在一起过日子一样，忙忙碌碌地特别热闹。行政科最忙，为这一大家子人生活方面的事忙碌着。食堂在一栋楼的一楼，做的饭菜我吃着特别香。

到梓潼没多久，就迎来了春节。那一年的春节比较早，网上查一下可以看到是1月21日。在梓潼的第一个春节过得很新奇，最大的感觉就是东西很便宜，想吃什么家里就买什么，在北京那么多年都没有如此敞开地吃过，感觉四川真是太好了！

1971年7月梓一中毕业照，我在四排右五。

最难忘的是除夕夜，电灯亮了一晚上。这放在今天不足为奇了，那时梓潼县城还是靠发电照明，全县城规定每家只能有一个灯泡，平常日子天黑才开始供电，到8点半闪三下就停电了，全城一片漆黑，不睡也得睡了。但是春节那天则不同了，县城里各条街道上的路灯和各家的电灯都一直亮到天明，我跟刚认识的两个小伙伴陈波和解小红在大街上整整玩了一夜，只见街道上的每个路灯下都聚着很多人，最多的是放鞭炮的孩子们。那时候县城里卖的鞭炮都是手工作坊里制造的，花样多，价钱便宜，家里给我买了好多，每到一个路灯下我们就放一阵，就这样一直玩到快天亮时才回家，好热闹的一个春节啊！

清晨的挑水声和鸡公车声

刚到梓潼的时候，全县城都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井里去打。每天早上，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的不是北京桌子上的闹钟，也不是父母的呼喊，而是窗外吱吱作响的鸡公车和吱呀吱呀的挑水声。那时，县城里有一种行业叫挑水工，他们的工作就是挑着扁担，担着两只木制水桶，每天在井边摇辘轳打水，然后定时定点给每家每户或者茶馆送去。他们非常辛苦，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一直干到天傍黑，一年四季从不间断，我经常看到他们沿着固定的路径从街上走过，路面上留下两行长长的水印。

鸡公车也是梓潼的一个特色。赶场天天不亮，一个个鸡公车吱呀吱呀从街上过，声音很响，每个车的频率不一样，有的尖些，有的低些，推车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劳动者，看着他们推着沉重的木柴十分费力，滿身流着汗一步三摇地推着。有时我就想，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像北方那样，把木制轱辘换成胶皮轱辘，那样不就省劲多了吗？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这些推鸡公车卖柴人的赶场过程，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把木柴从乡下推到街上来卖掉，总共也卖不了几个钱，钱拿到后第一件事是买一刀肉，第二件事是打一瓶酒，然后到饭馆喝顿小洒，再到茶馆要一碗茶，开始摆龙门阵，一坐就是一天。天黑前，他们把肉和酒往鸡公车上一挂，回家了。这就是他们既平常又快乐的一天。

刚来梓潼的一段时间，我每天跟街上的孩子一起玩。县城里的孩子也玩用香烟盒折叠成的三角，但他们的玩法不一样。在北京塔院，我们是一个人把三角放在地面上，另一个人用自己的三角去扇地上的三角，只要把地上的三角扇得翻过来，就赢了。而梓潼不然，他们是站在同一条平行线上，一只手捏着三角，另一只手把三角打飞出去，看谁飞得远，谁远谁就赢。

有一次，我站在旁边看两个孩子玩三角，看到第一个孩子把三角打飞出去后，飞得特别远，轮到第二个孩子了，可他站在那儿就是不飞，显然是觉得不可能飞得更远了。我在旁边也期待着他赶快飞，想看看到底谁飞得远。这时候，就听第一个孩子叫第二个孩子：“锤子你快点！锤子你快点嘛！”

我因为还不知道这些小朋友的名字，所以第二天又见到第二个飞三角的小朋友时，我很高兴，离得还远我就喊他：“锤子，锤子，咱俩一起玩三角吧！”结果他不理我，走到跟前发现他滿脸不高兴。我问他：“我叫你怎么不回答我？”他反问我：“哪个叫锤子，我叫×××。”我说他们不都叫你“锤子”吗？他说，他们是骂人的。我这才知道了“锤子”在四川话里是不好的话。这个小朋友也明白是我不懂闹了误会，后来我们成了经常在一起玩的好伙伴。

1971年9月我在902汉江医院参加工作，这是参加工作后不久医院宣传队的一张照片，我在后排左四。

袁伯伯帮我联系上学

到梓潼最初的一些日子，因为没有联系好学校，我每天都在县委大院的院子里自己玩，不久认识了院子里住的解小红。解小红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他爸爸是山西的老革命，南下时来到四川，担任了梓潼县委的干部。解小红的妈妈在县医院工作，经常跟家在县医院的陈波一起玩，这样我又认识了陈波。

陈波比我大两三岁，那时已经上初中了，他见我不上学，就每天带着我到梓一中去，上课也把我带着进教室，坐在他旁边。为了照顾我，他还把座位从中间移到了最后一排。他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叫我也跟着听，可是我听不懂老师讲的四川话，就自己在桌子上玩，盼着赶快下课。课间10分钟，他带着我在校园里边玩，那是我最喜欢最开心的时刻。陈波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叫陈俊，我后来上中学时和她成了同学。

同住在县委大院里的902指挥部副书记袁冠卿伯伯见我整天在院子里游玩，跟我父亲说孩子这样不上学不行啊，于是就领着我到隔壁县政府的一间办公室去，跟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过了几天，一个行政科的叔叔到我家来说，孩子可以去上学了。当时县城里有两所小学，叫城关一小和城关二小，我那时特别希望能去二小，因为我认识的解小红等几个好朋友都在二小，可是行政科的叔叔说县里要求厂矿子弟只能去一小，不能去二小，我就这样去了城关一小。

在城关一小上六年级时候的我

袁冠卿伯伯过去在北京塔院时就认识我，那时我跟他儿子袁旭光是很要好的同学。“文革”运动开始后，袁伯伯被打成了“走资派”，整天站在台子上，胸前挂着大牌子，弯着腰埃批斗。晚上，造反派用木板钉了一间不到一人高的“牛棚”，让他住在里边。

那时候，袁伯伯是一个人在梓潼，家人还都住在北京塔院，所以每天挨完批斗之后，住在“牛棚”也没人照顾。由于我父亲经常给领导们开车，看到他们挨斗心里很不好受。有一次，袁伯伯在批斗时被造反派打伤了。我妈回家后，特意包了包子，让我晚上趁没人的时候去送给他。我当时年龄小，觉得他是“走资派”，不愿意去，我妈还训了我一顿，给我讲为什么要去关心他。于是，我就带着妹妹，假装在他的“牛棚”附近玩，趁着造反派不注意钻了进去，进去后把包子往床头的板子上一倒，撒腿就跑，这事一共干了两回。

很多年以后，有一次见了袁旭光，这时袁冠卿伯伯已经去世了。袁旭光和我聊天的时候，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还带着你妹给我爸送过包子？”他不问我都把这件事忘了，一问给想了起来，说明袁冠卿伯伯在运动结束回到北京以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的人。

县委大礼堂门口的停车点

我住在县委大院的时候，我们“曙光机械公司”（当时902工程的对外名称）的“厂矿子弟”（当时对我们单位孩子的称呼）还很少。由于跟当地孩子玩耍时语言交流不顺，所以特别盼望能有北方孩子的到来。每当来一个“厂矿子弟”，我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记得李树友叔叔把家搬来的时候，我见到他家一下来了四个男孩子，高兴得跟他家老大李建军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啊！终于有了厂里的小伙伴了！

当时我父亲他们车队除了几辆小轿车之外，还有一辆苏制的嘎斯69吉普车，和两台高箱板的解放牌卡车。在县委大院里停不下这么多车，晚上就把车都停在对面县委大礼堂门口的街道上。那时梓潼的街道很窄，两旁的房屋也都很矮，卡车从街上开过的时候，很多地段可以踫到房屋的瓦片，所以车要开得很慢。

把车停在街道上有个问题，就是每到赶场天，进城的农民见到这些汽车，尤其是高级小轿车，都感到很稀奇，经常拥在汽车周围用手从头到尾地摸一摸，拍一拍。当汽车开上路时，老乡在街道中间也不让路。在这种情况下，交运处就给各台小轿车和吉普车都安上了“麻电”装置，就是在汽车的电瓶上接一根地线，这样如果摸一下车身就会被麻电打一下。从此以后，老乡见了这样的汽车就躲着走了。我们小孩子在靠近汽车时，也都是先往车底下看一看，如果耷拉着一根线就不敢去摸。

1966年秋父亲（右）和李文炳叔叔（中）等，摄于“排灌站”指挥部小车队车库前 。

车队的一台大解放卡车每个星期要作为班车跑一趟绵阳，上午去，下午回。当班车回来，在县委大礼堂门口停下时，经常会下来一些新到的家庭，我很喜欢去看班车到来，主要是看有没有新来的小朋友，所以早期来的小伙伴们我差不多都认识。

大概是到了1966年三、四月份，902指挥部在南桥的“排灌站”盖起了几排“干打垒”房子，就从县委大院搬了过去。这时候，我们家也从县委大院搬了出来，搬到了北十字西边的县人委大院里（县委大院在北十字的东边）。自从指挥部撤离县委大院后，尽管往绵阳的班车增加到每周两趟到三趟，但是停车点已不在县委大礼堂门口，而是改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以后再认识小伙伴，就主要是在城关一小了。

1972年我参军入伍，拍摄于酒泉基地

在学校里见到新老同学

城关一小的校园还是很精致的。一进校门是一个操场，操场上有滑梯、吊杠和单双杠。穿过操场有一座大平房，一排小平房。教室都集中在大平房里，大约有10间教室，中间有一条像筒子楼那样的内走廊，教室的门都在内走廊里一侧，走廊中部又有一个十字交叉的通道通往室外。所有的老师都在小平房办公室和住宿，包括邓校长。

1975年我从部队回到902，分配到五所工作，这是我（右二）在一次场外执行任务时，与五所同事在和田靶区机场的一张合影。

我进校的时候，五年级还只有一个班级，学校正在校园的东北边扩建新的平房。对于当地盖房子的方法，我感到很好奇，但是老师多次要求不许到工地去。等新房子盖好以后，我才看到了是什么样子，而且新教室就给了我们五年级使用。由于新来的“厂矿子弟”越来越多，五年级扩成了两个班，新建好的两间教室正好给了我们这两个班，还有两排新平房给了老师当办公室和宿舍。

我在城关一小认识的第一个小伙伴是李兵，那是在我刚进校后的一天，我突然发现班里有个同学的穿着跟地方同学不太一样，他穿的是黑色的条绒衣服，便上前去跟他攀谈，又发现说话也不一样，他说的是普通话，我们立刻就聊了起来，很快就相互了解了，成了好朋友。

2022年3月我们部分当年城关一小的同学在绵阳重聚，前排左起张宏伟、李燕英、周生、邓晓明、李淑琴，后排左起戴伟平、米世义、吕普选、任勇、孙国斌、李兵、赵英斌。

五年级分为两个班之后，李兵分到了一班，我分到了二班。不过，这时来的厂矿子弟已经很多了，其中有的我本来就认识，如赵英斌在北京九一小学时就是同学，更多的则是新认识的同学，我们二班有周生、米世义、戴伟平、石敬良、赵洪、于明德等，女同学有吴静杰、张宏伟、原亚光、李燕英、魏政琴、崔淑华等，我们从那时开始，成为了相交一生的好朋友，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