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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踏归程 荒滩弃禄名 ——深山沟的“两弹一星”印记

    UPDATA:2020/09/06 | 作者:赵斌 李文君 | 来源:绵阳日报社、“两弹一星”干部学院

    首页 > 新闻资讯 > 精品软文

    在四川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南麓,悄然坐落着167栋红砖灰瓦小楼。在上个世纪长达20多年时间里,这里与世隔绝,人迹罕至,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在做什么事。

    多年以后,当这里解密,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里就是在中国国防科工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核武器研究院(九院)的院部所在地。在梓潼,九院完成了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取得中子弹技术和新型核武器研制的重大突破。

    翻开历史的画卷,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曾得到苏联的帮助和参与。在与我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简称)后,苏联帮助我国援建了试验性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并派专家组来华提供技术支援。“一堆一器”的建立和专家组的到来,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启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中苏关系破裂、台海危机、越南战争……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考虑,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大后方,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派出三个勘探小组,在四川、贵州两省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两年多里,经过对两省71个县的勘探比较,勘探小组最终将第九研究院的基地建设新址选在以梓潼县为核心的二市五县,而位于梓潼的院部机关所在地,对内称902基地,对外称曙光机械公司。

    拨土地、腾住房、迁房屋、修道路、建砖厂……为建好902基地,上至中央、下至研制基地的偏僻乡镇,都参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建设中,梓潼人民更是轰轰烈烈地投入到这项特殊的建设任务中。据统计,902基地在梓潼共用地5751.8亩,建筑面积约230万平方米。高峰时期,潼江河沿岸采砂的民工每天多达2000余人。一些材料生产厂,在设备陈旧、生产经营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顾全大局,不计得失加班加点,确保按期保质完成任务。

    1969年11月起,九院开始陆续从青海海晏县221基地向梓潼902基地搬迁。到1974年底,902基地基本建成。从此,在这个小县城一隅,一批批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的科研工作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征程。

    一座旧居

    在中国两弹城里,最引人瞩目的,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旧居。回望邓稼先一生的峥嵘岁月,一定绕不开这几个词:奉献、坚持、爱国。

    是留在条件优渥的美国,还是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这是时代给邓稼先出的选择题。1948年,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不到两年就获得博士学位,因为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为报效祖国,获得学位仅9天的他,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于1950年10月回到了新中国。

    “组织上有调动,我恐怕不能照顾这个家和孩子了,通信也很困难。”1958年,在接到研制核武器任务后,邓稼先回家对妻子许鹿希说。妻子问他干什么,他只是说:“做好这件事,对我的一生都有意义,就算让我去死,都是值得的。”

    从此,邓稼先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活。在梓潼山区,邓稼先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14年,因保密原因,他的妻子也仅来看望过他一次。

    1979年,在新疆戈壁滩进行的一次核试验,是邓稼先生命的转折点。由于飞机空投失败,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为获得第一手实验数据,在听取作业队第一次现场返回汇报后,邓稼先决定亲自到试验场勘察情况。他的决定遭到大家一致反对:“你是院长,怎么能亲自冒险进入现场呢?”邓稼先坚定而平静地说:“就因为我是院长,所以我必须去。”

    强烈的责任心,让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带着作业队第二次冲进试验场,最终找到了核弹碎片。后来,通过探测与研究分析,得出“核弹的技术研究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操作上出现了失误”的试验结论。

    试验失败的原因找到了,邓稼先的生命却开始进入倒计时。

    由于核弹里钚放射性危害极强,试验后邓稼先被检测出尿液有了很强的放射性物质,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肝脏也严重受损。1985年7月31日,他在301医院检查时被确诊患有癌症。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邓稼先忍受着身体的剧痛,垫着橡皮圈坐在病榻上,抓紧时间书写,和于敏联合完成了对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极为重要的那份建议书。

    邓稼先为中国核事业发展付出一生,面对荣誉,他却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一份电文

    1959年6月,苏联专家突然撤出,短时间内给中国核武器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当我国科研人员在整理苏联专家留下的资料时,发现一份电文上写着:“我们离开了,但你们还有王淦昌。”

    不久,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国内发来的紧急指令,要求他立即回国。回到北京,组织找他谈话,要他考虑一下,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参与中国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立即回国,意味着王淦昌要中断有望冲击诺贝尔奖的研究。

    1959年,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被选为副所长。王淦昌领导着中苏联合研究小组,在核试验中首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并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推进了一大步。有人预言,不用多久,王淦昌将把世界最高物理学奖项诺贝尔物理学奖收入囊中。

    当时,王淦昌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已接近尾声,如果再坚持一段时间,也许就能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甚至极有可能问鼎诺贝尔奖。问鼎诺贝尔奖,是每一位科学家的梦想,但是此刻祖国需要他,国家没有时间等他去实现那个触手可及的个人梦想了。

    没有丝毫犹豫,王淦昌服从了祖国安排,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份艰巨任务。

    由于保密需要,组织上要求王淦昌不再继续使用“王淦昌”这个被世界科学界熟知的名字,需要换用一个化名,并与外界断绝一切往来。王淦昌随即脱口而出:“那我就叫王京吧!我姓王,这是祖宗给的姓,京就是北京的京,代表我的祖国。”

    在世界科学界到处寻找这位杰出中国科学家时,化名王京的王淦昌正随着解放军的军车,一路颠簸着向西北大漠深处挺进,目标只有一个:核武器研制曝轰试验场的试验。

    从此,王淦昌在科学界消失了整整17年,其中有7年时间是在梓潼902基地度过的,而他的家人却始终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他的女儿回忆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有邻居问我父亲到哪儿去了,我母亲说父亲在信箱里。”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今天,这句话仍掷地有声,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奋斗,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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